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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演第二梯队大逆袭 武汉存储产业隐现“国家队效应”

2018年01月18日 传感动态 ⁄ 阅读 180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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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东湖高新区未来三路与高新大道交汇处,一个被称为“黄金大道”的T字形结构的芯屏组合的产业聚集区已悄然形成。而这其中的“1号工程”正是在中国存储器产业已掀起“巨浪”的长江存储科技责任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长江存储”)。

2018年1月17日,阴冷两天的武汉再度放晴,而长江存储的一期工厂已经竣工,已然组建的研发团队正在东湖高新区(以下简称“高新区”)的另一处办公地址加紧推进研发工作。

“最初,武汉竞争长江存储项目的时候,国内与武汉竞争的省市并不多。”1月11日,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半导体产业办公室谢齐威感慨地说道,如今,国家大基金二期募资启动,诸多地区开始争抢申报相关项目,通过大基金和大项目拉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局面终于被打开,而产业也将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。

作为存储器领域唯一“国家队”代表的长江存储,正在按照自己的研发节奏逐步推进,而在高新区内,也正谋求形成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存储器产业格局。“我们要将现在的几棵参天大树,培育成广茂森林。”谢齐威表示,也正是因为如此,东湖高新区已设立了半导体产业办公室。

“谋划”良久的巧合

在全国很多地区看来,长江存储落户武汉是一个偶然,但在很多产业专家和熟悉光谷的人眼中,这并不是一个巧合。

2001年,东湖高新区被原国家计委、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,即“武汉·中国光谷”,而当时高新区的产业以激光和光通信为典型代表。

时任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的唐良智带队在全球范围内考察,欲开启高新区的“二次创业”之路,如何确立高新区在21世纪的发展思路?这是一个需要全盘思考的课题。

彼时的美国已进入移动互联时代,“这会代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”,基于这种判断,高新区也计划朝此领域开拓,“移动互联有四个产业链,即芯片、面板、智能终端和通信,”湖北一位知情人士表示,当时高新区在这一产业是一穷二白,最终的思路是:每个链条引进一个龙头企业形成龙头效应,拉动产业发展,最终串起移动互联的产业链条。

在这种布局下,高新区引进台资企业富士康,后续成立武汉新芯。

“自己做存储器产业,我们没有团队。”上述人士说,2005年前后,经过谈判后高新区出资成立武汉新芯,引进中芯国际对前者进行托管。并明确武汉新芯以代码型闪存和图像传感器作为发展方向。

发展思路确定后,武汉新芯在2006年正式开工建设,经过了厂房建设、进设备、爬产能周期后,2008年,产品才正式上市。

但生不逢时,按照存储器行业的摩尔定律,此时的全球存储器行业进入低潮期,当时的武汉新芯也被市场环境拖累,难以开拓市场。

此时按集成电路产业的分类,全国的产业格局呈现“三超多强”。即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为“三超”,苏州、无锡、成都、西安、武汉为“多强”。上述人士回忆,当时北上深依托“中芯国际”和“海思”成为三强。而无锡、上海一带则有908、902工程作依托,成都有封测产业,西安还有三星的制造业基地,武汉则凭借着武汉新芯成为多强之一。

在国际竞争格局上,无论是内存还是闪存产品,基本均被韩国、日本、美国等国垄断。其中在DRAM领域,三星、海力士及美光(它于2012年兼并日本的尔必达)为行业龙头,在NAND领域,也由三星、东芝、新帝,海力士以及美光、英特尔共同掌握全球产品的话语权。

反观中国,企业在存储领域既没有技术优势,也没有生产规模,每年进口的芯片金额高达2500亿美元,在主流与DRAM和NAND Flash芯片的制造上是零。“在存储器产业中,韩美日厂商几乎垄断了全球存储器市场。”上述人士也表示无奈。

存储器行业内流传的让人印象深刻却又百般难受的段子是:在中国3C领域风光十足的国内智能终端厂商也受制于三星,“这些厂商领导人曾亲自前往韩国采购芯片,但最终只拿到少量订单,有的还拿不到订单。”上述人士回忆,中国存储器产业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。核心技术的落后成为产业发展的桎梏,无论是产业需求还是军事战略,存储器产品的国产化迫在眉睫。

大基金项目角逐始末

2014年,这种局面终于有了突破。

当年6月,《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》公布,中国计划彻底改善在半导体产业的被动局面。同年9月,国家大基金成立,首次以基金来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,其中存储器产业基地是大基金的一个重要投资方向,而培育至少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存储器项目的目标也已经明确。

此时武汉新芯的局面虽未大幅改善,但湖北省和武汉市仍在坚持,这也为国家保留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发展存储器产业的“火种”。全国范围内,当时符合大基金投资存储器产业基地的省份也并不多。上述人士也表示,“最初,参与报名竞标大基金项目的省份并不多,湖北算是很积极的一个,但竞标的关键在于方案。”

为了争取这一项目,“湖北省、武汉市和高新区均成立专班,各级政府也将该项目列为一号工程,每日跟进项目进度。”作为其中的参与者之一,谢齐威也亲历了这一过程。

但方案的修改和调整则是一个高强度、周期长且反复的过程。

“2015年年中,全国多地也列入候选名单。”谢齐威说,2015年8月18日晚上6点左右,就这一项目的申报,湖北省召开省委常委会,其中有6个省委常委参会,这在湖北省的行政办公体系中十分少见。如此高级别的会议的结论是:必须以年产30万片产能的方式予以申报,“只有达到这个产能,才能具备参与全球竞争格局的基础”。此外,还确定“国家战略、湖北申报、武汉实施、高新区执行”的落实措施。

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开完后,湖北省政府分管领导亲自带队赶赴北京,准备递交方案。“方案需要先报给部里,部里征集的集成电路专家组对方案进行审核,经通过后才能上报国务院审核。”谢齐威说,当时的专家组成员就有10人,在2天的时间里,申报团队跑了4个相关部委,此外,还逐一拜访了专家组成员。

高强度的上门拜访,让方案先后经历了30多轮的修改,到2015年年底,方案正式递交给国务院,而此时,其他省份陆续放弃了申报。前期工作的准备到位,让这一决策更加高效,到2016年2月,武汉的申报方案即正式获批。

此后的落实过程中,效率仍然十分重要。时隔4个月后,即2016年8月,国家大基金、紫光集团和湖北省政府担纲股东,就共同出资成立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,作为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实施主体。

当前,国家大基金已启动二期募资,计划募集资金1500亿-2000亿元。其中,存储器产业仍然是一个重点的投资方向。“如今,全国各地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热情明显提速。”谢齐威说,长江存储的成立已带动了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,也掀起了各地投资热潮,投资热潮的背后,则承载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“弯道超越”的期望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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